请各位前辈考证《1976年:“总理遗言案”曾经轰动全国》与延龄坊的关系

1976年:“总理遗言案”曾经轰动全国
 
  文革十年间,这是最大的一起“反革命谣言”案件。这起利用伪造周恩来“临终遗言”的事件看似荒诞,却折射出风雨飘摇的国家里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们的心情。

  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“蛐蛐儿”手里拿着两份自己编造出来的“总理遗言”给他的父亲看,一份是周恩来写给“主席、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”的,一份是写给“小超”的。“蛐蛐儿”问父亲,“像不像真的”?他的父亲,杭州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李容认真地看完后,说:“像是真的”。但马上叮嘱他“不要外传”。

  时间是1976年2月中旬。周恩来去世一个月之后。轰轰烈烈的“文革”进行到第10年,中国人对各种传单和各种真假难分的消息习以为常的时代。但是这位年轻人并没有听父亲的话,这份手写的两则“总理遗言”依旧被他拿出去传播。

  ■ 传播

  “蛐蛐儿”先把这遗言拿给他前几天一起聚会的朋友们看,“瓜子”、晨光、“大耳朵”等,2月5日的那次聚会上,大家还讨论过一番,总理在这个多事之时离世,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?会不会留下遗言?如果有遗言,将会是什么?

  现在,“蛐蛐儿”拿来的正是他们这些天来一直惦记的东西,这群青年人中最有政治头脑的绰号“瓜子”,也是23岁,他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下,像不像真的?得出结论,像真的。于是分头抄写起来。没有人问一句:“蛐蛐儿”,你个小学徒,从哪儿弄来这样的“国家机密”?

  看到朋友们专心致志地抄写他拿来的“总理遗言”,知道这些手抄本很快就要一传十、十传百地传抄下去。“蛐蛐儿”知道,自己成功了——为了写好这份“总理遗言”,他这几天大量研读了周恩来讲话、报告,在晨光家里看到的任弼时追悼会纪念册,也给了他很大启发。

  离开自己这群最要好的哥们儿后,“蛐蛐儿”把“总理遗言”又拿到厂里给工友们传看,就像他曾经看到的情景一样,工友们也不问来源,低头就抄。

  “蛐蛐儿”还把“总理遗言”和其他学习资料通过邮局寄给了远在陕西户县工作的姐姐。他姐姐的同事“一轰而上抢着看,当时没有看到的只好排队预约。”

  “蛐蛐儿”伪造的“遗言”开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,他没有像别人传谣言那样,把传单偷偷一撒,来个查无实据。看到“总理遗言”的人都视若珍宝,偷偷传抄和转送。但是,当有人把“蛐蛐儿”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以后,传播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。

  两个月后,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,全国各地都知道了周恩来总理在逝世前有这么两份遗言。

  “总理遗言”还随着这个年代一些偷渡客到了香港,即便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,此案不再被大陆人提起,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韩文甫在他的《邓小平传》中还是记下了这一事件。(韩文甫《邓小平传·治国篇》)

  ■ 出笼

  1975年周恩来沉疴已深。从8月到10月进行过三次癌症手术,但并不成功。进入12月,他时时处于昏迷状态。这一年1月,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工作,国内形势刚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,而周恩来病情的加重,又一下子使得中国政治走向扑朔迷离起来。

  1976年1月,周恩来逝世。此时,“文革”已经进行了十年。十年狂热和洪荒之后,是大厦将倾的局面,这场运动始终停留在“天下大乱”的程度,而没有朝毛泽东预定的“天下大治”转变,社会矛盾越来越多、经济业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

  1976年2月5日,也就是周恩来去世后的第28天,几位青年来到杭州市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——回城知青“大耳朵”的家聚会。

  这群朋友中,有半山发电厂工人“瓜子”、建设兵团的“阿斗”、知青晨光。最后来到的是刚刚失恋的汽轮机厂学徒“蛐蛐儿”,他进门时眼睛还红着。这天,“大耳朵”从乡下带来一块乡亲送他的狗肉,加上一军壶黄酒,算是开宴了。

  聊天从“大耳朵”反映农村饥荒开始,说到“中央一号”文件高层人事变动中没有了邓小平的名字。对时局的忧虑、国运的担心,让这帮青年有了一种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”的使命感。(袁敏《重返1976: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》)最后一个话题摆到眼前:总理会不会留下遗言?如果有遗言总理会提到哪些内容?

  突然,一直被同伴们以为还沉浸在失恋痛苦中的“蛐蛐儿”踱到窗前,已然满脸通红,挥舞着手臂,仿佛在演讲:“刘胡兰牺牲的时候才几岁?而我们现在又几岁?我们不能等待,我们要积极去斗争!”“瓜子”接着他的话:民众现在已经是一点即燃的干柴,缺的是点燃干柴的火星,我们是可以做火星的。(袁敏《重返1976: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》)

  聚会结束后,“蛐蛐儿”回家偷偷地模仿周恩来的口吻起草了两份遗言。

  在给“主席、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”的“遗言”中,“蛐蛐儿”这样写道,“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,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,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。要保持那么一股劲,要多请示主席,多关心同志,多承担责任。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,但只要路线正确,什么困难都会克服。”

  “春桥同志能力强,国务院的工作,小平、春桥要多商量。”

  “追悼会主席不要参加,会应力求简单,请洪文同志主持,小平同志致悼词。”

  而在另一份“遗言”中,“周恩来”嘱托说,“要向蔡大姐学习,要教育孩子当好普通一兵”、“将我的病情发展告诉全国人民,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测”,最后一句则是“骨灰不要保存,撒掉”。

  逼真的周氏语气、忧国忧民的心态以及恰当的政治逻辑,混合着当时一种莫名的社会情绪,使得这两份遗言迅速传播开来。

  所有传抄的人,都没有仔细去追问这两份遗言从何而来,是否属实?在习惯了文革十年中,大多数重大的真实消息都是以小道消息的形式传播开来的方式后,人们更有理由相信这两份遗言的可靠性。

  ■ 追查

  那些被“文革”的政治风暴锻炼得异常敏锐的人们,很快就咀嚼出这份来路不明的遗言中所蕴藏的政治深意。在极力“挺邓”的后面,是对时局的深深忧虑,担心张、王随时会清除邓小平,于是,先安抚张、王,再肯定邓,并要他们配合工作。就是在追悼会的安排上,这份遗言也极尽心思,让王洪文做主持人,而由邓小平来致悼词,这种平衡显然是为了不伤及王洪文的面子,又能巩固邓小平的地位。

  在大批民众疯狂传抄这两份遗言之时。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。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“反革命谣言”。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,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。

  很快,“谣言”的中心被锁定在了杭州。王洪文派公安部副部长祝家耀亲自坐镇杭州,直接领导“四人帮”在浙江的代理人赖可可、罗毅追查“总理遗言”案。 [本帖转自:照片中国(国内最大老照片.社区)] http://www.picturechina.com.cn/bbs/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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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讨论的回复

咯“杭州市延龄路延龄坊2弄14号——回城知青“大耳朵””是哪个?
网上看到的,是不是写的人弄错地址了。二弄14号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类似地下党的人住过。如果有的话延龄坊更有价值的。
我们延龄坊还出了这么一位伟大的大耳朵?还是回城知识青年?究竟是哪个?请居委会彻查一番,验明正身,老酒侍奉!!
不用猜了。我告诉各位,大耳朵就是阿胖妹妹的阿哥(吕建树)。此书我看过,此事我知道,主角我认识。
原来是阿胖哥哥,那么耳朵大点是对得号的!啥时光也请来延龄坊坐坐聊聊?!

咯是以后延龄坊要举办多种形式的主题聚会,如英雄报告会、故事会、品酒会......

同志们,我首先报名参加品冰欺凌会。
延龄坊真是藏龙卧虎之地。这大概与养料充分有关。不过还是很佩服那般文采的。谢谢惠民明察秋毫,并且据实告知。今后我们凡被人欺负时,就可以大声地说,我的邻居是“蛐蛐儿”了!
在网上找了≪重返1976≫书的链接:http://book.qq.com/s/book/0/19/19432/index.s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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